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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憋的艺术

2019-01-14 13:2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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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憋不是一个褒义词,有不可为而强行为之的意思。不可为而强行为之,后果不用说,往往是事与愿违,闹出或大或小的尴尬。

 

但我要说我写文章的这点儿本事基本来自从小到大的硬憋,你信吗?

 

这话里没水分。不知道其他人什么感觉,反正我觉得不管是做文章还是干别的什么事,没有硬憋精神还真不行。

 

我父亲学文出身,所以我很小的时候他就老想辅导我写作。有时候他还冒充苏老泉,说非要培养个苏东坡出来不可。苏东坡哪里是那么好培养的,于是他就搞了根棍儿,有事没事朝着想象中的苏东坡就是那么一棍子——苏东坡嗷地一叫,就“大江东去”了(此处主要指眼泪)。

 

这是我们全家1958年回农村后的唯一一张全家福,后来就很少照相了。


但我也有值得庆幸的地方,那就是父亲不常在家。他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到天津去了,我和弟弟妹妹跟着母亲在沧州老家过活,除了节假日,父亲基本见不着。

 

见不着是见不着,一旦见着了,一旦寒暑假到了,那积压已久的辅导欲集中大爆发,让我从小就恨死苏东坡他爹。

 

最难熬的是寒假,特别是临近春节的时候。别的孩子那几天疯了一样地玩,赶集的、走亲的、买新衣服的、放二踢脚的;我呢,好嘛,每天一篇作文!

 

我小学六年级时的照片,后排中间那位就是本尊。


那时候农村里上学有一搭没一搭的,我大字都不识几个,写个屁。但棍子在眼前晃,有屁不敢放。否则棍子就直奔屁字后面加个字的地方去了。

 

没办法,不会写也得写,错别字连篇也得写,写不完不让出去玩呀。有一年除夕的上午,我实在憋不出来了,就在纸上乱画。我爸爸拎着棍子过来了,问我在干啥。我把那张纸往地下一扔,在我妈的掩护下,从门缝里挤出去就跑。

 

出去和小伙伴疯玩了一上午,中午别人都回家吃肉了(在我的记忆中,只有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才能吃到肉),街上就剩下了我一个人。我也很想吃肉呀,于是就琢磨是先挨棍子后吃肉好还是先吃肉后挨棍子好。还没琢磨出个所以然来,我妈突然出现了,她喜气洋洋地告诉我,今天中午不仅不会挨棍子,相反可能还会多吃上几片肉。

 

果然,我爸把他碗里不多的几片肥肉(那时候肉越肥越珍贵)夹给了我,问:“知道为什么给你肉吃吗?”

 

“因为今天过年。”我一边应付着他,一边恨不能把肉、粉条和大白菜囫囵着就吞进去。

 

“不对。因为你今天的作文写得好!”我爸用抓棍子的手一摸我的头,把我搞得一哆嗦,菜汤把喉咙烫了一下。

 

我一边清喉咙,一边心想,我今天没写作文呀。

 

我爸把我乱画的那张纸铺平在桌子上,让我念。

 

我楞了一下,却又不敢不念;但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何会把我乱画的这几句话叫成作文——“今天要过年,肚子特别馋,中午有肉吃,见人有一碗。作文写不了,心里特别烦,不怕棍子打,就怕肉不见。”

 

我念完了,我爸用筷子指着我,问我弟弟、妹妹:“你大哥写的怎么样?”

 

我弟弟妹妹傻乎乎地只顾吃猪肉炖粉条,稀里糊涂地说:“好”。

 

我爸又问他们好在哪儿,我弟弟翻着白眼说:“我还能再吃一碗吗?”

 

我妈急了:“大过年的,你能让孩子们好好吃顿饭吗?”

 

我爸也急了:“你就知道让他们吃眼前这顿饭,我得让他们以后有饭吃!”

 

“你快把孩子给憋死了,仨孩子一个比一个小,他们知道什么!”

 

“写文章就是得从小硬憋,你看这一憋老大不就憋出一首诗嘛!”

 

“这也叫诗?你快别给自己找台阶下了!”我妈一直对我爸爸的教育方式不满,只是一般情况下不敢说,这天实在憋不住了。

 

“这怎么不叫诗?第一,它押韵;第二,它表达了孩子真实的思想感情……”我爸振振有词地说。

 

“行行行,苏东坡苏东坡!您让苏轼、苏辙、苏小妹先把这顿年饭吃完行不行,苏轼他爹!”

 

我爸终于乐了:“你还真别说,我这仨孩子以后没准啥样呢!”

 

所以我后来可以靠写字换饭吃了,我爸高兴得不得了,说要不是他当年对我施以“硬憋”,我现在肯定是废物一个。

 

另一个曾经对我施以“硬憋”的是支老师。

 

我手里找不到支老师的照片,即便这张湖北省话剧团的大合影里都没有找到她。


支老师叫支溪泽,女的。一听这名你大约就能猜出她一定不是生在贫寒人家。她父亲当年是军阀冯玉祥的副官,家世好几代都很显赫。我在支老师那儿见到过她父亲的照片,跨把军刀,戴副眼镜,方脸、大眼,一身戎装,仪表堂堂。据说支老师年轻的时候非常漂亮,我想那一定有她父亲的影子。1949年之前,她父亲本来已经把她带去了台湾,可她向往革命,趁着演“文明戏”(当年称话剧为文明戏),一个人偷偷跑回了大陆。

 

按说这种家庭背景和历史背景的知识分子后来一定都会百倍坎坷,但支老师却还好,基本没有遇到过什么大的挫折。我把这归结为她的个性单纯和与世无争。可支老师自己却不这么认为,她觉得别人总说她单纯,实际上是说她没脑子:“我怎么可能那么傻吗,没脑子的人怎么搞创作?怎么能塑造复杂的人物性格?”晚年她更是喜欢急吼吼地与人争辩,“怎么能说我是一帆风顺呢,我吃得苦太多太多,你们都不知道而已!”


可她越这么说我越觉得她单纯,就像阴谋家越说要光明正大我越觉得他是阴谋家一样。有时候讨论剧本,支老师念反面人物的对白时,会故意做出夸张的坏人表情,我看了总忍不住想笑,觉得太不是那么回事了。

 

我是在1970年底被招到湖北省话剧团的,那时候叫“工农兵子弟占领上层建筑”。一开始让我当演员,后来看我喜欢写点东西,领导就有心让我跟着支老师学编剧。

 

支老师带我写的第一个剧本叫《小院风波》,题目还是我起的。一开始不是这名字,我觉得缺少戏剧性,就向支老师建议改改。支老师一听很高兴,马上说“太好了”。紧接着又说,“既然你很会给剧本起名字,为什么就不能由你来写剧本第一稿呢?”

 

这可把我吓住了。本来只是让我参加提纲讨论的,完了支老师写第一稿,我再学着写第二稿,最后由支老师完成定稿。第一稿完全是“白手起家”呀,我一个从未写过剧本的小孩子(当时我还不满20岁)哪里承担得起这么重的担子呢!

 

这就是我当时的样子,后面拉大象尾巴呢。


要不说什么叫年轻气盛呢,虽然推辞了几次,可在支老师的一再鼓励下,我终于二杆子精神大发扬,居然在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心潮澎湃地接受了这个“光荣的战斗任务”。

 

记得是个星期二吧,我答应支老师用两个星期的时间写出这个独幕剧的第一稿。支老师拍了拍我的肩膀就回家了,我立即在那间由排练厅改成的十几个人共住的大集体宿舍里开始了我最初的编剧生涯。

 

要是事先知道这件事有如此之难,打死我也不会干呀!

 

平时看别人写的剧本觉得太简单了,会挑毛病着呢,为啥一轮到自己竟笔重千钧,脑子里一片空白呢?一连三天,我一会儿趴在桌上,一会儿倒在床上,一会儿站起来溜达,一会儿又坐下;写了撕,撕了写,写了再撕,眼看一周时间就要到了,除了剧名,我竟然一个字也没完成。

 

那几天我是真崩溃了,吃不下饭不说,还睡不着觉了,第一次知道了啥叫失眠。晚上我瞪着俩眼看着天花板,听着同学们此起彼伏的鼾声,突然就想起“硬憋”这两个字,想起从小我爸爸叫我硬憋作文。硬憋作文憋不出来顶多是挨两棍子,可这硬憋剧本要是憋不出来,下面的演出任务都定了,自己可咋跟支老师、跟剧团领导交待呀!

 

我想打退堂鼓了。找到支老师,说自己像得了病一样,脑袋里边嗡嗡响,有时候还眼冒金花。支老师问我写了多少,我说写倒是写了不少,都撕了。支老师又问撕了的稿纸还在不在,我说没法看,早扔了。支老师就说,那再回去写。写出来可以再撕,但是不要扔,等拿给她看过后再处理。我说老师我不行了,我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今后再也不去想做编剧的事了。支老师说以后你可以不做,但这一次不想做已经晚了;废话少说,赶紧回去写吧!

 

那年,我20岁不到。


想打退堂鼓没打成,我从支老师家出来先去了趟医院。医生问我怎么了,我说总睡不着觉,怕时间长了出问题。医生问我有没有失眠史,我说过去沾枕头就着。医生问我是不是因为失恋了,我说我们单位规定不准谈恋爱,主要是因为写剧本写不出来。医生一听吓一跳,“你个小毛孩子瞎说啥呀,你要能写出剧本来,我早改行当文化局长了!”

 

从虚拟文化局出来,我迷迷糊糊地去街边花一毛钱吃了碗馄饨,又花五分钱买了个河南烧饼,一边啃一边回到那个令我肝肠寸断的“创作基地”。同学们此时去单位上班还没有回来,我咬着牙拿出笔,准备拼着性命再硬憋一回,不料一个字还没憋出来竟坐着睡着了。

 

不过你爱信不信,第二天醒了以后我突然一下轻松了,一轻松啥障碍也没有了,就像突然开了窍一样,呼呼啦啦地就写了起来。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转过来的,反正不到三天我就把这个独幕剧写完了。然后我又用两天时间调整了一遍,第五天我把《小院风波》的第一稿按时交给了支老师。


支老师一看就乐了,说:“你看,这不是硬憋出来了嘛!”又过了一个多月,《小院风波》演出了,支老师说它是我的“处女座”。

 

(让我硬憋作文的父亲和让我硬憋剧本的支老师都已经辞世多年,虽然他们没有把我硬憋成个苏东坡,但他们却让我懂得了硬憋或许也能憋出个饭碗来。我感谢他们,并以此文作为对他们的纪念。


《小院风波》上演之后,我昂首挺胸地拍下这张照片,挂只钢笔,事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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